本篇原文來自於10+1 WEBSITE
〈復興を生かす力──インドネシアの津波被災地に学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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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芳実（京都大學東南亞地域研究所副教授）
重建而生的力量——談印尼海嘯災區經驗
西芳實（京都大學東南亞地域研究所副教授）
南海大海嘯發生於2004年12月26日，時間早於東日本大震災七年，由蘇門答臘海域的地震引發嚴重海嘯，我想借此案例討論藉由災後重建而產生的社會改變。這場海嘯造成印度洋沿岸20個國家共22萬人罹難，其中受災最嚴重的是印尼，以蘇門答臘島的亞齊特區為中心，約有17萬3千人罹難。
海嘯後第七年
在亞齊特區，災後第七年（2011年左右）當地人們開始積極對外表述受災的經驗。現在回頭思考，我認為這就是當地社會正面面對海嘯災害的一個重要關口。
筆者於海嘯後每年都會拜訪亞齊數次，與舊友或海嘯後才認識的新朋友進行對談。談話內容不限於海嘯，也包含每個人的成長故事，這些故事全都是構成亞齊現代史的寶貴篇章。大約在海嘯後第七年，與我交流的人們提出想將自己故事寫下來的想法。於是我寄贈給了他一台打字機，請對方在空閒時間書寫下自己的成長史。
另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則是2011年12月在亞齊的受災七周年紀念典禮上州長的開幕致詞。他提及災害發生時亞齊正處於長達30年的內戰狀態，因此許多原本應該得救的生命卻沒能活下來，他對此感到非常後悔，並表示絕不再重蹈覆轍。這場典禮也提及9個月前發生的東日本大震災，認為若是他們能夠以身作則，將海嘯災害所學到的教訓廣泛傳達給世界上的人，也許就不會造成如此多的死傷，亞齊人從此以後應該更積極擴散自己的受災與重建經驗給全球的人們。
這些話語中飽含著對無法救回人命的強烈悔恨，以及自己的經驗必定能幫助其他人的自信。雖說這時亞齊的硬體重建才走到一半，個人生活和心理上的重建也還長路漫漫，但對社會全體來說，是從受災走上重建的一個全新的里程碑，象徵著由災難重建為契機，亞齊將孕育出新的社會形貌。
內戰中的海嘯
若要談論亞齊的受災與重建，就不能不談到以海嘯為契機而結束的30年內戰。相較於在內戰時期社會問題無法被看見的狀況，受災後雖然有很多問題發生，但都是可以被解決的，因此許多離開亞齊的人也紛紛回鄉協助重建。
1970年代以來，主張讓亞齊從印尼獨立分離的自由亞齊運動（GAM），與印尼政府之間的對立形成了內戰狀態。亞齊被置於政府軍和獨立派游擊隊兩個武裝勢力之間，不只人員和物資，就連資訊也十分封閉。戰爭的長期化之下，兩個勢力之間的對立轉化為奪取居民的物資。居民必須面對手拿武器強行徵收稅金的要求，不服從的人會被綁架，樂器好一點可能幾天後還能活著回來，從此失蹤的人也所在多有。亞齊的年輕人除了在政府軍和獨立組織之間選邊站之外，只能離開亞齊到其他地區或其他國家生活。
海嘯之後印尼國內外大量的人們進入亞齊，突然間，亞齊成為開放的區域。處處可見亞齊的年輕人吸收這些新的價值觀和知識，並有意識地運用在重建活動上的痕跡。
災後的班達亞齊（特區首府）多了許多設有wifi的咖啡店，相較於傳統咖啡店更開放的格局，以及外來支援團體帶著筆電在店內開會的身姿受到當地年輕人憧憬，在救災支援團體離開之後也擠滿了亞齊的年輕男女。
重建工作引導出的全新價值觀
從世界各地聚集到此的志工們設計出理想的社會型態，並在亞齊實行。某個團體在重建學校時採用了不設講台的教室，反映出老師與學生應該立場平等的思想；另一個團體則在安置住宅發放垃圾分類相關文宣時，除了可燃與不可燃之外，加入了放射性廢棄物的分類。這些連在印尼國內都不甚被人了解的先進思想，從世界各地來到這裡，使亞齊的重建宛如實驗場般紛呈。
這些思想對亞齊在內的印尼人並不熟悉，但透過重建工作，亞齊人可以接觸到各種新思想，並吸收為己用。國外的援助者們需要當地人的協助，因此會僱用翻譯或駕駛，也有些年輕人被雇用為當地職員，或者與當地非政府組織（NGO）建立水平合作關係，協助與受災者之間的溝通協調工作。青年們透過參與援助重建過程，學習到事業推進所必須擔負的對外說明責任，以及資訊透明、共享的重要性。
從受災後第七年開始，在重建工作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們其活躍已有目共睹。其中有些人災害發生當時年紀還小，在海嘯中失去了雙親和大部分的親人被遠親收養進入國高中就讀，內心對周圍的人們充滿感謝之餘，懷抱對去世家人們的情感，他們在高中畢業後憑藉此經驗而選擇了相關職業，進入大學就讀，國立西亞瓜拉大學（Syiah Kuala University）新設立的防災科學研究所便出現許多希望入學的年輕人們。
受災當時還是小學生的P和M進入西亞拉瓜大學工學院，因為對日本導盲磚感興趣，將其做為畢業論文的題目。他們將研究成果整理為計畫書提案給特區政府並受到採用，於班達亞齊市區內實驗性鋪設了一百多米。成為身障者友善城市不再只是夢想。
放眼世界的視野
亞齊重建的一大特徵是，災害後重建與內亂後重建同步進行。以海嘯為契機，內戰於2005年8月結束。印尼政府雖然曾以避免分裂為理由拒絕地方政黨的設立，但在和平協議後承認了亞齊地方政黨及原獨立軍士兵的參政權。獨立軍成立地方政黨並投入選舉，成為市議會、縣議會、州議會的議員，文章開頭所提到的州長也是在這時參選出線。GAM的軍人們成為議會的多數派，與至今在行政體系中經驗豐富的行政官僚間產生摩擦。這些摩擦日日都發生在不同大小程度的事情上，但最具象徵性的還要屬伊斯蘭法的法制化。
亞齊居民以伊斯蘭教徒為眾，也以印尼最早接受伊斯蘭教影響的地區為傲，包含非伊斯蘭教信徒在內，幾乎沒有人反對將伊斯蘭教的價值觀反映在社會文化的建立上。問題在於反映伊斯蘭教思想的社會價值究竟具體來說是什麼樣子？圍繞這個題目產生許多辯論，社會意見無法統合之下，表象的伊斯蘭化法條被推行，結果導致整體社會必須接受少數族群在公眾場合遭受打壓的狀況。這些場面一再被媒體報導，使得大眾對於在兩者摩擦之間求取平衡的努力充滿輕蔑。我認為包含報導與研究在內，外界社會將關注亞齊的眼光聚焦在何處，與亞齊整體社會未來走上什麼方向將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特殊的受災者定位
到這裡為止我們都只談到亞齊的變化，最後我想討論印尼全國社會的變化。亞齊特區以外，印尼幾乎沒有其他地區受到海嘯直接災害，因此這次的海嘯也改變了印尼全國的地域認知。
與受災直接相關的是印尼誕生了救災義工文化，亞齊的災區聚集了來自國內各地的救災、重建義工。有其他州、縣、市派遣過來的人，也有些是來自學校、企業或醫院等組織。他們大部分都是多人團隊，穿著胸前與背後印有組織名稱的外套，遠遠看就能一目了然是救災團隊。同是印尼國民之間互相幫助的身影隨處可見。從這以後，印尼只要有大規模災害發生，必然會有許多義工從國內各地趕到災區協助救援與重建。
此外，這個契機也使得亞齊在印尼的定位有了改變。在這之前印尼人對亞齊人的印象多是好戰的狂熱信徒，加上背後有伊斯蘭教信仰，又更加深負面印象。但是這幾年來，對印度其他地區的人、尤其是高教育階層之間，似乎形成一種針對亞齊說得出幾句話才有做為一個知識分子應有之修養的氣氛。在文學作品和電影中開始提及亞齊，由於共同經歷的事件，使得此前一直被視為邊境異端的亞齊開始被接納為印尼社會的一份子。
受災與重建的經驗各有不同，重建的意義也因災害的規模與地區而異。在受災後的新環境中，每個人都背負著受災前就存在的課題，以個人的意志和創意日日努力奮鬥希望獲得更好的生活。抽離這樣的視點，受災者與身為前在受災者的我們，是否有一天能夠超脫各自的專業與立場、甚至超脫地區與時代，創造出一個共同思考討論災害與重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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